文化艺术交流 需要用国际通用语言和标准
——专访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教授
时间:2015-11-15 12:35:20   来源:   发布:公共外交网

 

 

  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美术馆具有通用的语言和标准,可以作为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公共平台。中国文化艺术的“引进来”和“走出去”,要求我们要采用国际通行法则和评判标准,实现双向的互动交流,还需要培养国民和企业对文化艺术交流的认识度和参与度,实现国民的充分参与。
  
  美术馆可以作为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平台
  
  柯银斌:非常感谢王馆长接受《公共外交季刊》的专访。从2000年担任广东美术馆馆长起,您从事美术馆的管理已经有十余年,同时还出版了数本美术馆研究专著。您认为美术馆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具有怎样的角色、地位?怎样才能发挥美术馆在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平台作用?
  
  王璜生: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美术馆具有独特的角色和地位。这是因为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美术馆具有通用的语言和标准。美术馆,英文叫museum,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国际通用语言。美术馆既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作为传播人类文明和知识的场所,又具有保护和收集的功能,美术馆本身就对世界文明成果进行保护、收藏。美术馆通过保护、收藏来演绎或者描述人类美术史和艺术文明史。因此,美术馆的作用,既是保护文化和艺术,又是积累文化和艺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进行国际文化艺术传播和交流,在世界范围拥有自己的通用语言。因此,世界各国各地都有美术馆,都起到保护和积累文化、艺术的作用,有着基本通用的标准和价值理念,运作机制和方式也比较国际化。这一点上,中国的美术馆就有别于中国本土特色的“画院”“美协”等机构模式。
  
  “美术馆”是全球通用的,有着通用的行业语言、标准和价值观。因此美术馆应该怎么做,什么是好的展览,怎么样才能够在国际文化艺术舞台上产生影响和共鸣?这都有着一套国际通用的法则、语言、标准和价值观。尽管说这些通用标准也是建立在某种西方的标准和价值观上,但至少像英语一样,在目前阶段来讲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通用的语言。因此,我们的美术馆如果要在国际上交流,就必须使用这套通用的标准和价值观。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国际上有共同的标准、规范、研究关注的问题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国际共同体,你不可能脱离这个共同体之外,否则就变成了自说自话。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我们不能老是谈自己家里有两大咸菜罐子,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人家听不懂或不愿意懂,这不是国际通用的。我们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应该用大家有共识的东西来讨论问题,这样大家才能互相理解,才能更好的交流。我想这种共识也是美术馆在推动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方面的核心。只有承认这种共识,尊重这种共识,才能做好我们的对外文化艺术交流。
  
  在推动公共外交方面,文化艺术交流的效果是最好的,共鸣性比较强。文化艺术交流,能够影响人的思想,促使人家更了解人类文明,了解中国,促进中国的艺术“走出去”。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公共的渠道来推动中国的文化艺术国际交流。美术馆可以说就是这样公共的平台和渠道之一。现在我们国家举办了很多“走出去”的活动,但是却多数只在华侨圈里,或者一些小区域、空间里做,较少在美术馆,特别是较引人关注的重要美术馆等公共平台上做具有学术分量和公共认知度的展览,这样即使“走出去”了,却很难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发出声音。就好像在中国搞个展览,在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做,一下子大家就知道了;或者在北京798艺术区做,人家也会去关注它。但你说在南六环或者密云做展览,除非你展览特好,要不很少人会知道的,也不会去了解关注的。因此,美术馆在公共外交上的意义,有着它本身代表性的位置和意义,这样的位置和意义是被国际公众、学界所认同的,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相关的文化交流才可能生效,产生较大影响。通过美术馆,我们可以和国际的美术馆进行对话,可以和国外的专业界和观众达到深度和广度的交流。
  
  其次,怎样发挥美术馆在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独特平台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要推出什么?应该推出什么样的项目,或者推出什么价值观、推出什么展览,什么样的展览、文化活动及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才可能生效及引起共鸣。这才可能使中国的文化真正地“走出去”,要不然你就只是自说自话。同时,我们必须尊重国际通用的标准和价值观,只有尊重这种通用的标准和价值观,你推出的项目才能够产生共鸣,得到国际文化公民的理解。
  
  文化艺术交流要采用国际通行法则和评判标准
  
  柯银斌:您先后于2004年、2006年获得了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您认为这种国际性奖项对颁奖国和获奖人的公共外交含义是什么?您曾说过,中国的美术馆与世界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国外的美术馆对于我们有哪些可借鉴的地方?我们如何借鉴国外美术馆在促进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方面的成功经验?
  
  王璜生:这两个奖项多少跟“文化年”有关,而另一方面,大家关注到我在中国的美术馆行业中所体现的一种专业精神和作为。2004年,法国在中国举办“文化年”活动,我参与了其中一些项目,反响很不错。2006年,意大利举行“中意文化年”活动,我也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这两个文化年反响都不错。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颁给我这两个奖项,大概是他们肯定我在中国与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中的贡献吧。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奖项也可以视为公共外交活动。
  
  我曾在广东美术馆任职很长时间。广东文化有它的特点,曾被称为“文化沙漠”,但也有它文化很活跃的地方。广东经济很发达,很有改革创新精神和实干能力,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却多采取稳妥平衡的方式。以至于有人称,一个地区为了使自己的经济能够发展得比较快、比较稳定,就必须在政治上采取稳妥平衡的方式。但是,广东美术馆,无论是在当代艺术,还是美术馆文化方面,都做得比较成功和有影响,建立了一套较为规范的机制,形成了一套较好的管理体系,跟国际做法比较接轨。而同时,高度注重学术研究和当代艺术文化的主动参与及推动,因此,在国际公共文化交流方面,赢得了高度好评。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颁发给我“骑士勋章”,也有表彰我这方面工作的一层意义。不过,我深感,中国的美术馆及中国文化外交工作与国际的距离还是很大的。
  
  总体来说,欧美主要美术馆的运作之所以成功,在于它们有一套较行得通而有效的社会运作机制。比如,这样的美术馆往往能够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因为国外有免税、减税政策,只要支持文化事业,个人、企业和基金会就能够享受这种减税、免税政策。有了这种政策后,大家就愿意支持美术馆等公共文化事业。这样,既主动参与有意义的文化公益活动,又能够得名和不用直接支出太多。而国外能够制定出这样的政策,吸引公民和企业捐资和捐东西,关键在于他们具有较好的公民文化社会基础,公民之于文化有自觉的意识。而公民、企业的钱与物捐出来后,一般是由基金会等管理机构来运作。这些基金会,甚至董事会往往有很好的监督机制。美术馆拿到基金会赞助后,还必须接受后者的检查和监督,要将活动成果反馈给基金会和社会。美术馆就有压力必须将活动办好,否则下次人家就不给你钱了。这样一来,就形成非常良性的互动和循环机制。总之,整个社会对美术馆和博物馆高度重视,有清楚的认同感,而国家政府又制定了很好的政策,具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和运作机制。正是得益于这些,国外的美术馆才发展得比较好和比较规范。
  
  文化艺术交流具有相同的国际通行法则,评判标准、运作机制也相同。中国文化和艺术为什么难以“走出去”呢?以前,我们过于归咎为文化差异背景、归咎于政府推动不力等,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在文化艺术交流中,如果你把特殊性、差异性夸大,或者老谈差异、冲突,老谈中国特色,我个人觉得,这样并不是太全面和合适。实际上,文明的方式是多元的,而文化的本质及交流的语言、方式、规则等是有其共通性的,尤其是艺术。同时,公共外交还有个特点,它不应该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传播出去,还要“引进来”,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和艺术。
  
  文化艺术交流应该是双向互动的过程
  
  柯银斌:确实是这样。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应该是双向的过程。那么,近年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国际大牌艺术家、国外美术馆有哪些重大合作?如何推动中国文化艺术的“走出去”和“引进来”?
  
  王璜生:目前来讲,国内还很难通过美术馆这个途径,在国际上产生一种比较好的共鸣,实现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积极效果。在国内的美术馆行业里,更多的还是以接受国外重大展览为主。我们说“走出去”,其实是“走不出去”,很难在国外产生重大的影响和效果,获得国外民众的注意和理解。而且,我们说的“引进来”,也还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接进来”状态。因为,理想的“引进来”必须是我们主动的和有选择性的。我们要什么东西,希望人家提供什么东西,这些都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意见和判断。现在,基本上都是人家主动向我们输出,送东西过来,我们简单的接住。比如,毕加索博物馆主动过来,给我们做个毕加索展览,要怎么做,大概怎么做,都是人家说了算,我们只是配合而已。良好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应该是双向和互动的,大家都能够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2012年,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共举办了27个展览,有近1/3是外国的展览。同时,我们还在英国举办了两个展览,但都是在一个比较一般的空间做的活动,我们还很难吸引到更大范围的国外观众的关注,也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中国想主动在世界真正一线一流的美术馆做展览,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跟世界美术馆的差距还很大,不仅仅是水平问题,还包括方法、方式、资金、体制等综合性因素,甚至工作态度及学术精神等。
  
  近些年来,我牵头主办了很多次与国外美术馆相关的大型展览活动,大概有两次较为值得谈谈。
  
  2006—2009年,我组织策划的 “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国际巡回展(广东美术馆主办),在国外影响巨大。这次展览先后在德国法兰克福现代博物馆、斯图加特国家美术馆、柏林国际摄影博物馆、慕尼黑当代艺术博物馆、德雷斯顿国家艺术博物馆五个德国一线博物馆及英国、美国、法国展出,共展出250名摄影师的590幅代表作。德方的馆长对我说,我们五个博物馆联合做一个德国的展览,都相当困难,而联合做一个非德国的艺术展览,这还是第一次。
  
  “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展览的主题是“人性化中国,个性化中国”。以“中国人本”为标题和展览定位,来自于三层意义的思考:一是借助摄影特有的真实性,记录、浓缩、还原中国人本真的生活情态,以广泛而真切的细节表现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内涵,展现社会生活中的人的作为和价值;二是以丰富、自由、多元的个人化视点,表现对中国人的个体存在的复合观察,提供社会影像学意义上的丰富的“中国人标本”;三是着重强调、倡导和传达中国当代人文界,尤其是当代纪实摄影界的人本主义取向和人文关怀精神。
  
  “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国际巡回展通过独立、真切、感性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历程,是反映中国50年生活的纪实精品。每到一地,均在当地文化界和市民中产生热烈反响。在柏林摄影博物馆举行的开幕式,前来参加观众约有950人,座无虚席,许多观众围坐于大厅四周的走廊过道,安静聆听,德国观众在开幕式结束后纷纷向代表团表示问候和敬意,普遍反映展览很有代表性,是认识中国的一面镜子。这次展览活动,有效促进中国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民众了解和心灵沟通。为什么能够产生这种轰动的效果?主要是以“中国人本”为题的展览,体现了中国人对待生活现实的态度和心理,还原了中国普通人的人性与生活的真实。这样一来,就能够引起国外观众的强烈共鸣和响应。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就是这样,应该以人类的生活和共同价值观为主题,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输出,肯定会受到别人的怀疑和抵触。
  
  2012年3—4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和英国文化协会合办“托尼·克拉格:雕塑与绘画展”,在国内和国外也引起极大关注。托尼·克拉格是极具影响力的英国著名雕塑家,现任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院长。此次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个展,展出托尼雕塑作品50件以及包括草稿、水彩等在内的纸本作品127件。作品创作时间涵盖了托尼早期创作和近期创作,更有获得“特纳奖”的经典之作。英国文化协会还将“托尼·克拉格:雕塑与绘画展”纳入他们的“艺述英伦”大型系列文化项目,利用网络和平面媒介进行推广。
  
  为什么英国文化协会找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作为合作伙伴?主要是我们比较规范和专业,愿意采用国际的通用标准,并彼此尊重文化的价值观和艺术的需求。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不是像以前的简单“引进来”,不是你推什么我就接受什么,而是我们应该将我们的要求提出来,而且要提得很专业,人家才可能接受你的建议。当时,我去英国看了托尼的展览后,便提出如果在中国做,必须不是全盘拿过来,提出我的要求,我的观点、看法。托尼和策展人表示接受。其实,他们也很想听听我们中国专业界的意见,以使他们的展览更能为中国学界和公众接受和喜欢。目前,国内美术馆在做国外项目时,很多时候都只是被动地接受,很难和很少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想法,多数被动地充当配角。
  
  英国文化协会在做托尼展览这个项目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国文化协会属于英国政府,有点像我们文化部的色彩,但它又不完全是文化行政机关。英国政府通过英国文化协会向国际上推动他们的项目,推动英国文化艺术向外传播和交流。但是,这种推动并不是仅仅靠政府出钱来推动。政府只是桥梁,具体工作还必须靠英国文化协会这样的半官方机构及社会企业的参与。英国做这种对外文化交流,特别鼓励他们的重要企业、重要的民间组织参与其中,来支持本国的文化艺术走出去。本次展览项目,几乎英国的一线品牌企业都参与和赞助,公民和企业参与推动本国的文化艺术,这既是职责,也是荣誉,更体现一种社会文化的素质和意识。政府在其中,主要是起穿针引线,鼓励、政策支持和推动的作用。
  
  我们需要提高国民和企业对公共外交和文化艺术交流的认识和参与度。英国国民和企业对托尼·克拉格的意义和价值有很深的认识,大家都认识到应该将这样一位能够代表英国最高水平的艺术家推到国际上。国民参与文化艺术交流的积极性就相当的高,从简单的我投钱、我支持,变成我积极参与,国民充分参与其中。这个观点我在文化部对外联络局召开的“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研讨会上也说过。光是政府投钱,还远远不够。像“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项目,经常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勉强地做出来,很难体现“中国”这样的文化形象。主要是与资金、人、意识、管理组织水平、行政等等原因相关。光是政府在做,或者和政府有关系的组织和人在做,钱不够,民间参与度不够,很难做好这样的事情。既吃力,又不讨好。我们应该充分鼓励民间参与,鼓励国民和企业参与这样的事业。我们现在的文化“走出去”活动,往往好像与国民没有太多的关系。我再次重复强调,“公民和企业参与推动本国的文化艺术,这既是职责,也是荣誉,更体现一种社会文化的素质和意识”。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扶持培养,政府管理组织部门更应该学习提高。(公共外交季刊)
  
  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教授,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柯银斌:本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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