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表达民族骄傲和国家尊严
——访奥地利外交部高级顾问格尔德·卡明斯基
时间:2015-09-07 13:00:23   来源:   发布:公共外交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阅兵9月3日在北京举行。海外中国问题学者如何看待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如此隆重的纪念抗战胜利?南都记者日前专访了奥地利外交部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奥地利对华友好及文化关系促进协会常务副主席格尔德·卡明斯基,他表示,此次阅兵是中国对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我认同的表达。
  
  格尔德·卡明斯基,维也纳大学国际法教授,奥地利中国和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奥地利外交部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奥地利对华友好及文化关系促进协会(奥中友协)常务副主席,奥地利知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卡明斯基早年曾三次受邀与邓小平座谈,他告诉南都记者,在上世纪7 0年代末的一次会谈中,他还和邓小平讨论过中国的法治建设,并向邓小平提出一个关于1978年宪法的问题。
  
  卡明斯基还表示,他读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并从中总结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7个特征。谈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卡明斯基如此阐释,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很有趣,像是各种思想的集合体”。
  
  谈阅兵意义:是中国民族团结一致的表示
  
  习近平主席非常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同样非常强调民族骄傲和国家尊严,阅兵也正是对这些理念的表达。
  
  南都:9月3日,中国为抗战胜利70周年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你觉得中国想传达什么样的信号?
  
  卡明斯基:我把这次阅兵看作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我认同的表达,邀请杰出的海外华侨也是中国民族团结一致的表示。奥中友协也派代表出席。
  
  南都:为何你认为阅兵是中国新的自我认同的表达?
  
  卡明斯基:我认为十八大和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的讲话意味着中国政治一个新的转折点,而此次阅兵也是对此的一种表达。习近平主席非常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同样非常强调民族骄傲和国家尊严,阅兵也正是对这些理念的表达。
  
  南都:你出生的时候,中国还在抗战的水深火热之中,你研究的很多人物如援华医生罗生特、描绘上海的奥地利画家希夫也都被这场战争烙下深刻的印记,你怎么理解二战对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影响?
  
  卡明斯基:在我出生的时候,中国的确面临着许多困难。我试图通过写书记录那些时间见证者。这些书籍都被译成中文,这些人物的故事能够唤醒中奥两个民族对那个时代的记忆,这些记忆对一个人人都首先想到金钱和消费的时代是十分有价值的。
  
  谈中国新变化:重拾群众路线走向“大国外交”
  
  可以让领导干部由衷地意识到,他们应该多关心人民关切的事情
  
  南都:你来过中国70多次,作为一名学者,你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到中国近两年的哪些变化?
  
  卡明斯基: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治理方式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内政方面,中共作为执政党比以往几年更加强调和群众的联系。
  
  习近平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运动反映的好的一面是,可以让领导干部由衷地意识到,他们应该多关心人民关切的事情。
  
  南都:你认为中共为何要在这个时期重新强调群众路线?
  
  卡明斯基:群众路线反映好的一面,让平民百姓的疾苦可以得到更多关注。
  
  南都:在外交方面你觉得中国这两年有变化吗?
  
  卡明斯基:在外交方面,我认为习近平对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有所调整。我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认为中国“有所作为”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应该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尝试实现自己的想法。
  
  南都:美国指责中国一直在“搭便车”,而中国过去两年确实提出了比以往多许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计划,你觉得中国有所作为的时代确实来了吗?
  
  卡明斯基:中国不是搭便车的国家。其创造力和革新力在21世纪已经得到了证明。中国研究者和公司在航空航天、激光技术、机载电子和环保领域等展现了其多样化的出色成绩。在奥地利几乎所有的风力涡轮机配载的都是中国的发动机。
  
  南都:你如何评价中国这种更积极的外交政策调整,作为奥地利外交部的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你给奥地利官方提了哪些建议?
  
  卡明斯基: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转变成了“大国外交”,因此我对外交部建议,奥地利作为中立国家能够给中国介绍西方法治理念,并且加强外交互访。
  
  在官方互访机会较少的情况下,其他交流途径是必要的。现在有一个中国青年领导代表团正在奥地利访问,类似的交流应该更多。同样,1971年以来对外友协一直在推动民间交流。
  
  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国家尊严和领导力新的表达”
  
  这些立场很多是可以在中国历史中找到的,比如孙中山那里。
  
  南都:你有没有读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对这本书有什么印象?
  
  卡明斯基:在我看来,习近平在这本书中传达了一些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我觉得概括起来有七点:
  
  第一,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命运是相互影响的;第二,中国在国际共同体中有特殊的使命;第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传统文化价值,特别是儒家思想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第四,中国对和平的热爱;第五;对中国大国政治提出新的要求;第六,提出实现国家实力与尊严的复兴,以此来回应西方大国当年对中国的伤害;第七,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个体要为集体利益做出牺牲。
  
  我认为这些立场很多是可以在中国历史中找到的,比如孙中山那里。我想比较新的是书中谈到的民族主义,对国家尊严和领导力的新的表达,这些处于优先的地位。
  
  南都:你如何解读习近平的治国思路呢?
  
  卡明斯基:他的治国理念很有趣,是各种思想的集合体。
  
  南都:你对此书的感想之一,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地位突出,儒家思想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能否具体说明?
  
  卡明斯基:孔子的思想只有一部分是适合服务于当今中国的发展的。我觉得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对中国梦的说法很对: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复兴旧社会的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文化进行新的阐释,并以之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南都:有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在改革开放迎来市场经济后,儒家学说不再像中国古代那样被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儒家的回归能填补这样的真空吗?
  
  卡明斯基:我觉得最好是多看看孟子的思想。外交上可以在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框架下有意义地应用孔子的思想,而使其他国家感受到中国温和的气度。
  
  谈中国法治建设:曾向邓小平就1978年宪法“挑刺”
  
  虽然许多中国法律法规还存在缺点,比如法律条文不明确等,但是从法律规则的完整性来看,中国与西方国家并无差别。
  
  南都:你似乎很担心中国人的个人权益在追求中国梦的过程中被忽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治理中国的四大目标之一,你相信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个人权益会受到更多保护吗?
  
  卡明斯基:我想提到中国的改革者梁启超,他的文章被奥地利大学耶林教授从日文翻译而来,题为《为权利而斗争》。梁启超写道:“几千年来中国人不知何为权利。吾等每守孔子和谐之思想……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弱。民有权,则国有权。”
  
  南都:你如何看待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果?目前的中国法治建设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卡明斯基: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颁布一系列法律时,前进了很多步,人权也被写入宪法。虽然许多中国法律法规还存在缺点,比如法律条文不明确等,但是从法律规则的完整性来看,中国与西方国家并无差别。
  
  中国的问题不在法律本身,而在法律的施行上。我倒是觉得,儒学的复兴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孔子是法律虚无主义者。
  
  南都:你见过邓小平三次,据说你们也讨论过法律的问题?
  
  卡明斯基:1978年我访华的时候接受了邓小平的会见。当时,我向邓小平提问,为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司法独立这两条没有写入1978年的宪法?
  
  邓小平回答我说,这两项条款都是有效力的,因为1954年的宪法中与之相关的条款都是有效的。(注:1954年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七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体现了邓小平的积极主动性。这两条重要条款后来又写入中国1982年的宪法。
  
  南都:邓小平还和你讨论过其他话题吗?
  
  卡明斯基:我1973年9月应邀会见邓小平时,他发表了重要的外交观点,即中国在外交上不会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而这在当时与党的路线有一些不同。当时中国对外友协的副主席丁雪松试图纠正他的说法,但是他重复了他的立场,并且解释说马克思和列宁在发展他们的理论时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另外,邓小平在1978年还说起,他本身精通战争理论,但是他在那时候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上了。也正因如此,邓为中国之后的现代化创造了基本条件。
  
  谈中国信访制度:应用1963年宣传的“枫桥经验”
  
  我想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能够迅速灵活地解决问题,缺点在于这种方法事实上缺少外部监督。
  
  南都:我们知道奥中友协正和中国合作出版《谁倾听老百姓的声音———奥中信访制度比较》。你为何会对信访制度感兴趣?在你看来,中国的信访制度有什么特点?
  
  卡明斯基:2014年奥中友协与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维也纳就信访制度进行了一次交流。
  
  许多中国的研究者建议将中国信访改进为一种法律程序。习近平在信访问题上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体现群众路线的工作。当他还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就指示,在信访问题上要应用1963年宣传的“枫桥经验”,这一经验在习近平担任主席之后进一步在整个中国宣传推广。该经验还在数年前引入贵州,由一个名为群众工作委员会的机构来解决群众投诉。群众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党统一派遣。
  
  我想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能够迅速灵活地解决问题,缺点在于这种方法事实上缺少外部监督。但我想,各级法律部门还是群众工作委员会,哪一种机制更好?我们必须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南都:奥地利的信访制度是怎么样的?
  
  卡明斯基:奥地利是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榜样,自1977年起设有三个由议会选出的民间律师,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职责。三者是独立的,不可被免职的,能够调查行政部门出现的全部问题。公民可以直接与他们取得联系,并且电视上每周都会播出关于他们的一个节目。在中国也有学者提出类似建议,以此作为信访制度的补充。我认为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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