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时间:2019-11-14 11:58:05   来源: 公共外交季刊   发布:公共外交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既有两千多年的交通往来,也有近代以来半个世纪的战争冲突,就像多面的奥德修斯,不但存在和平友好的一面,也存在激烈对峙的一面。二战至今,特别是冷战终结以来,中日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不但高度相互依赖,又格外敏感脆弱。不论是出于各自国家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自豪感,还是出于国际强权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中日两国都未曾像今日之同时强势,“一山不容二虎”论持续发酵,引发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当下,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世界构想和日本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历史机遇,致力于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和解,构建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势在必然。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世界构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演变,把握时代前进方向,勇立世界发展潮头,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实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局性谋划和战略性布局,这既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应有之义,也为中国梦的世界意义注入了新思想。

  

  其一,以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为经济繁荣导向,构建普惠经济共同体。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解决经济新常态问题的根本路径,也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第一要务。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种市场、两种资源深度交织的当下世界经济体系中,要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就需要通过创新驱动、政策协调、绿色低碳、开放包容和共享共赢的发展观来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充分解决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构建普惠经济共同体。

  

  其二,以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安全基础保障,构建普遍安全共同体。在绝对安全是一个妄念,谁也无法实现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安全秩序的基础只能是相对安全,即相对不安全。当今世界,随着安全边际递减,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综合性和联动性日益突出、彼此关联,一国的安全可能造成别国的不安全,一地区的不安全也会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安全。因此,国际社会应在已达成安全共识的基础上,携手并进、守望相助、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构建普遍安全共同体。

  

  其三,以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为政经秩序路径,构建持久和平共同体。近代以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热战创伤和一次冷战的和平残余已有力证明,只有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向持久和平。面对全球化急遽推进的世界历史进程,“地球村”的现实存在决定了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一国都不能靠单打独斗解决自身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只有以合作促和平,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求共赢,把合作发展扩大至共同的利益中,才能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开放互信、融通联动、互利普惠、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持久和平共同体。

  

  其四,以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文化交流准则,构建多样文明共同体。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享有共同命运的人类文明大家庭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已成为促进世界各国人民民心相通的文化交流准则,并且为正确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明生活方式的关系提供了规范基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提倡所有国家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完全平等、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多样文明共同体。

  

  最后,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为生态建设原则,构建美丽生态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建设之路,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福祉。但就目前最大的实际而言,传统全球治理机制捉襟见肘,缺乏有效治理,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融和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仍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旧有的“一国独霸”或者“几方共治”的全球治理思维和体制必须扬弃。唯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真正的落实到温室气体减排、循环经济发展和新能源开发中,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美丽生态共同体。

  

  日本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历史机遇

  

  二战结束以来,以“雅尔塔协定”等国际协议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和以和平宪法为根据的战后日本体制,为日本的国家建设带来了巨大成功。不论是在全球经济秩序还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日本都享有一种非常独特而又微妙脆弱的地位。经济贸易上的“日本奇迹”使得日本一举成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强国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雁行模式一直全面引领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压力,日本也宣布并不断强化其自身宣布的“全方位和平外交”,即跟所有人打交道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安倍晋三再次执政以来,随着“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理念的持续推进和有力实施,使得已陷入进退维谷的日本政权获得转向全球维度以谋求更加主动的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历史机遇。

  

  首先,秉持积极和平主义理念,遵循国际合作原则。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作为一种政策理念强调了日本战后60年和平国家历程发展的自豪和对遵循国际合作原则的自信。同时,积极和平主义理念既是日本对过去60年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贡献,也是对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国家形象的生动展示,更是21世纪日本发展方向的鲜明旗帜。2014年1月,安倍晋三进一步指出,从日本基于国际协调主义提倡的“积极和平主义”,说明了日本将为本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较之以往更加积极的贡献。对日本而言,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不但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日本战后面临的历史现实,也是日本遵循国际合作原则的根本方针。

  

  其次,恪守保守主义路线,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保守主义路线作为安倍晋三政权的政治核心,就是要让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成为“具有领导力的国家”。其主要目标就是取消和平宪法第九条对日本发展军力和使用武力的限制,并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以强化兵力,允许海外动用武力。这意味着,通过重塑日美信赖关系,强化日美同盟,在借助美国重返亚洲的安全保障下,必须把中国放到对立面,利用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压力,制造“国有化”钓鱼岛等问题来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修宪强兵铺路搭桥。

  

  最后,推行“价值观外交”,构筑对华战略联盟。日本在其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势下,通过推行“价值观外交”和“地球仪外交”,谋求联合周边国家,构筑对华战略联盟,企图围堵遏制中国。继2006年安倍晋三首提“日美印澳”四国安保对话之后,麻生进一步主张在“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制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外交”指导下,构筑一条由“欧亚大陆成长起来的新型民主主义国家”组成“自由与繁荣之弧”来围堵中国。自2012 年执政以来,安倍晋三遍访东盟、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等中国周边国家,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手段多管齐下,全面拉拢世界各国,推出“地球仪外交”,四面打造对中牵制围堵势态,抗衡中国,增加对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外交筹码。

  

  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构建

  

  毋庸讳言,不论是出于各自国家历史记忆的完整性和自豪感,还是出于国际强权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处在一个“不满意”国家和“满意”国家展开激烈竞争的混乱世界,中日全面对峙既不符合双方利益,也会造成东亚各国的震荡和不安。为此,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世界构想和日本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历史机遇,致力于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和解,构建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势在必然。

  

  一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增强中日两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继续推动“以民促官”“以官带民”的中日官方和民间交流互动机制,积极改善两国政府及人民的历史认知和情感认知,建设一个更加均衡、更加了解对方的社会。大力促进人文交流、公共外交、厚植两国人民友爱团结的心理需要,助力中日两国走向最终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是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为信守承诺,增进政治互信。中日互为近邻同为东亚两强,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担负着促进东亚地区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责任,对亚太、乃至全球格局都有重要影响。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基础上,双方应牢固树立正确的相互认知和战略定位,将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三是以中日利益交汇点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和动力源,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中日合作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进程中,中日合作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福祉。40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日双方可以继续发挥各自的经济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开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在遵循开放、透明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符合东道国需求和国际准则的合作项目,实现互利双赢和多赢,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四是以亚洲共同安全意识为危机管控理念,共同参与亚洲安全管理建设。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一系列安全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 但是亚洲安全体系的构建相对滞后,如何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危机管控、防止意外风险蔓延至亚洲共同安全至关重要。中日两国在妥善解决中日双边安全困境的同时,应以亚洲共同安全意识为危机管控理念,共同努力推动亚洲安全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回顾历史,鉴之当下。中日关系既相互激烈竞争,又相互高度依赖,既和平友好,又危机丛生。在此历史时刻,能否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复杂多变,仍能良性持续互动的行为模式能力?如同个人经验教训一样,历史经验教训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甚或陷入黑格尔式的陷阱,“人们惯以历史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

  

  如果中日关系只是千篇一律地重复过去,那么以往的任何伟大转变就绝无可能发生,也不会昭示中日关系的深意真义,更不会启示中日关系的未来。不言而喻,要妥善应对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就必须摆脱中日关系既往轮回兴衰的旧轨道,从中日友好交往、互利合作的历史经验中萃取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前进的远见、勇气和智慧。为了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和风险,完成历史的使命和担当,一个政治家或者一国领袖必须拿出力量、寻找灵感、肩负希望,去抗争困扰中日关系的腐蚀剂。在这种潜在意义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德不孤,必有邻。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

  

  云新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6级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雅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市青年东方学者,上海师范大学现代传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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