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拓展空间
时间:2019-10-08 12:42:28   来源: 公共外交季刊   发布:公共外交网



  从近年来东南亚各国的民意调查来看,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软实力建设情况仍不容乐观。本文分别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的建设路径分析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建设情况,提出在民间层面发挥个人对个人传播的优势能够补充官方层面软实力建设的不足,为进一步拓展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软实力建设空间提供助力。

  

  在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背景下,软实力不仅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环境中的实现,也可以消解中国国家实力迅速提升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为创造中国在东南亚更好的国际区域发展环境和保障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长远利益的现实角度出发,现阶段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拓展空间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的视角探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软实力建设空间。

  

  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软实力建设现状

  

  经贸关系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最大亮点。2010年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覆盖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并且贸易额仅次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2016年,中国—东盟全年贸易额达到4522亿美元。目前,中国仍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东盟经济贸易的快速增长加强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相互依赖,为发展稳定互利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可见强劲的经济发展需求仍然是驱动双边关系的主要发动机,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扩大已成无法忽视的事实。

  

  一个国家民众对于另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民意态度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调查了主要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在东亚各国或整个区域内的影响力的持积极态度的比率,本文对比了第三波和第四波调查数据(第三波和第四波调查的调查时间间隔大概为4年,具体年份在2010—2015年),发现在东南亚国家中:缅甸民众对于中国影响力在缅甸和所在地区持积极态度的比率最低,分别为31%和28%;菲律宾民众的这一比率从82%和73%(第三波)下降到63%和44%(第四波);新加坡民众的这一比率则从81%(第三波)下降到76%(第四波)。可见,在大概四年的时间间隔中,尽管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增长迅速,但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国家“软实力”认可度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在东南亚国家民众中, 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因素多样且复杂。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的调查研究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已经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除马来西亚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三个东南亚国家大部分的民众认为所在国家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更重要。其中,菲律宾73%的民众认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更重要,而认为与中国经济关系更重要的只有7%。越南民众中认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比率为69%,而选择中国的比率为18%。针对中美两个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调查报告指出:菲律宾和越南有71%比率的民众认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部署更多的军事力量有助于地区和平。对于所在国与中国的关系, 74%的越南民众,41%的菲律宾民众和38%的印尼民众认为与中国在领土争端上保持强硬姿态比与中国保持更强劲的经贸关系更重要。东南亚各国综合民意对中国态度持积极态度的比率:印尼为18%,马来西亚为23%,菲律宾为14%,越南为4%。

  

  以上对东南亚国家民意调查分析的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升温并不一定带来东南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软实力的认可(或者说并不一定提升了在东南亚国家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经济影响力在东南亚地区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作为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第二, 中国必须要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价值观仍占据东南亚国家的主流传播空间的客观现实。第三,东南亚国家的民众还是对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和在东南亚区域内扮演的角色和行为有一定的疑虑和不理解。

  

  官方层面的软实力建设空间

  

  本文中的官方层面特指在国家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中国软实力建设行为, 外交政策和公共外交是官方层面国家软实力建设的直接体现。

  

  中国的外交思维已经逐步意识到建设软实力对于营造和平、良好的国际外交环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国因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而变得盛气凌人,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始终绕不过的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东南亚国家希望中国以和平、平等、互利的姿态与所有南海领土争端各方进行积极的磋商,中国也以积极的外交策略回应这种“要求”来消除东盟国家的疑虑。

  

  20世纪80年代,为缓解南海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展现出与东南亚国家积极合作的姿态。2002年11月4日, 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宣言》)。《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了《宣言》的推进和落实,2017年8月6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正式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推动南海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从《宣言》到“南海行为准则”框架的通过,是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给东南亚国家展现软实力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强化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的积极实践。中国软实力建设在官方外交政策层面深入拓展且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性突破成果。

  

  除了外交政策展现外交智慧,官方层面的软实力建设还主要通过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等消除东南亚各国的“不安全感”,正面宣传和平崛起的中国。一系列由官方主导的人文交流活动如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海洋合作年、教育交流年、旅游年接连举办,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新机制建立,给已有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双边关系注入更多活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年来与东南亚国家在媒体文化合作交流上有许多尝试。比如中国的电视剧和综艺娱乐节目等文化产品开始进入东南亚国家,部分中国优秀文化产品在东南亚引起了较大反响,对中国当代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和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官方近年来对东南亚国家开展的有针对性的人文交流活动可以看出:中国正有意识地拓展官方层面软实力建设空间的更多可能性。同时,当前中国对外人文交流活动基本上由中国官方层面的单方面展示为主,这样的模式往往能够获得官方较大的资金和渠道上的支持,但由于是单向展示而不是双向互动交流,其效果一直无法深入民间层面(庄礼伟:《中国式“人文交流”能 否有效实现“民心相通”》,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6期,第71页)。

  

  国家对外宣传的内涵包括几个特征:单向性、选择性、影响性和目的性。这些特征使得中国的对外宣传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中被认为是国家机器对政权和人民的控制手段(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中国的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空间也因此在东南亚国家受到挤压,甚至被解读为中国要挑战现有的东南亚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体系的表现。同时,东南亚各国在经历国家政治权力民主化和分散化过程。东南亚国家的中产阶级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力,原来由少数政治精英控制的政府权力逐步向人民分散转移(曹云华:《论当前东南亚局势》,载《东南亚研究》,2017第2期,第12-13页)。市民社会因此在东南亚各国得到了较大发展。现代化民主进程导致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权更迭频繁,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逐渐减弱,甚至与政府对立。这些因素都使得东南亚国家民众意识上对于官方层面(政府)的不信任和相对独立性增强。然而,国家的公共外交行为往往是通过官方与官方的对接合作完成,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于国家和政府的不信任与对立导致中国公共外交行为的效果很有可能大打折扣。由此可见,东南亚国家国内的社会与政治大环境使得许多官方层面软实力建设只能停留在官方与官方层面,无法进一步传播影响到民间层面。

  

  民间层面的软实力建设空间

  

  造成中国在东南亚所表现出的软实力建设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除了来自于自身和东南亚国家社会环境的局限,还与民间层面软实力建设没有很好地对官方层面进行补充有关。民间层面的软实力建设特指非官方主导下进行的民众之间的互动交流行为促进国家整体软实力提升。

  

  顾国平认为:“官方软实力外交最终需要落实对他国民众的影响才能成功,而充分发展民间往来和交流正是对他国民众产生直接影响的最有效的形式,这不仅有利于覆盖政府外交所不能触及的领域,而且还能通过直接的接触增强东南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好感。”(顾国平:《“中国软实力威胁论”的缺陷——以东南亚为例》,载《东南亚研究》,2013第4期,第38-39 页)从直接影响东南亚民众民意的角度思考,民间(层面)交流的形式特别是个人与个人交流将是拓展软实力建设空间的突破口。信息的跨文化传播面对的是信息的接收者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等与信息来源不同而对信息的解读不同(孙春英:《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比如前文提到的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一些东南亚国家媒体和政治精英则把这一类信息解读为中国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企图控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避免这类对中国相关信息的“误读”,正是寻求中国软实力建设拓展空间的关键。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元素加入跨文化传播发展,“自媒体”相关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使得跨文化传播有了“个人化” 转向:个人成为了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和接收者,而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从制造者到接收者的单向传播。个人与个人(people to people)的传播方式在跨文化传播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它能在信息传递过程中降低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给信息的接收者以直观、公正的个人感受,人与人直接的交流在情感与语境的层面上更易被理解与认同。因此个人化的传播能够弥补以官方媒体为主要的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所造成的传播面不广、传播效率不高和传播手段处于弱势等问题。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在没有官方主导的情况下自发地利用传播工具, 如互联网、社交网站、社交软件等在虚拟空间中快速传播信息,接收信息的个人可以自发地将接收信息进行再次传播。原有的信息在被多次传播的同时,可能会经过传播者的“再加工”:来自于一种文化的信息在跨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主导的社会中,信息可能会在被加工后获得更有利于在新的文化环境下传播的特质,比如将信息从信息制造者使用的语言翻译成接收者所使用的语言,以便于信息接收者更准确方便地接收信息所传达的内容。在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媒体的时代,传播行为的个人化转向提升了传播的影响力(宋全成:《论自媒体的特征、挑战及其综合管制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15页)。通过数字虚拟空间传播的信息还因为信息接收者有不接收信息的权利,减少了信息接收者对于信息本身的排斥,使得信息传播效率大大增加。

  

  庄礼伟认为这种类型的民间层面互动(主要由信息而获得的感知),能够经由全球化信息媒介将国人的日常精神风貌、国家日常的社会风貌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形成民间互动。由此,他认为所谓“民间外交”是一种偏向于个人层面的场景:在国内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如不懈推动个人和社会的文明化、美好化)。这样的交往互动根植于民间层面,也因此能够更深入地在广泛的民间层面产生影响力。从这一场景出发,中国的普通民众通过自发地在互联网上直接交流沟通的方式将中国当下个人和社会的文明和美好向国际社会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应该避免带有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的信息, 做到不夸大中国的实力和贬低其他国家,从而减少与其他国家民众间的隔阂,以平等的姿态最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社会中逐步建立起中国个人和社会文明、美好的形象。

  

  结语

  

  本文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的视角探讨中国近年来在东南亚软实力建设情况。尽管中国官方层面的软实力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从东南亚国家的民意调查来看,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在民间层面仍然对中国影响力的不理解、不确定和偏见,影响了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软实力建设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从实践经验来看,中国软实力建设在官方层面遇到的瓶颈和限制应从民间层面寻求补充。在继续发挥外交政策和公共外交的作用,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全面发展的同时,通过个人化的传播途径将中国个人和社会的文明、美好场景展现给其他国家的民众,个人对个人的虚拟空间信息传播应成为中国在民间层面软实力建设的可拓展空间。


  

  黄宏:广西民族大学教师,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文化政治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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