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交往模式变迁下的“国礼”馈赠
时间:2019-07-27 11:50:19   来源: 公共外交季刊   发布:公共外交网



  “国礼”,不仅是国家间交往的产物,更是不同文明交流的产物。作为国家间友好关系的象征,国礼往来于各民族和各国度之间,在国家间的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模式的变迁,“国礼”馈赠的特征、目的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通过对古代朝贡体系下“厚往薄来”的“国礼”馈赠,到近代“条约体系”中“政治求援”性质的“国礼”馈赠,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外交体制下平等的“国礼”馈赠进行历史的梳理,进而探究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间关系、互动模式的变迁史,以期为中国继续与其他国家发展平等关系、加强友好往来提供借鉴。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礼尚往来,常常使用赠礼的方式来表达祝贺、友谊、爱情、感谢、慰问等。人际交往间尚讲究礼尚往来,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亦是如此。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建立以及外交活动的产生和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礼仪作为一种约束国家行为与互动模式的规范与准则也应运而生,在国家间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国礼”馈赠就是外交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谓“国礼”,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者是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在对外交往中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政府和有关部门相互馈赠的礼品。“国礼”不仅见证了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和历史时刻,折射出国家间关系的冷热亲疏,更作为一种特殊媒介传达着超越其本身价值的政治与文化意义。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中外交往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随着世界文明与历史进程的演进,以及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兴衰变化,其对外交往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进而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国礼”馈赠。因此,研究中国不同外交模式下的“国礼”馈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不同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间互动模式的理解,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几千年来人文交流提供更加新颖的视角。

  

  古代朝贡体系下的“国礼”馈赠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同周边国家和民族建立起密切往来的关系,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不断拓展与深化。在当时地理半隔绝、文化交流有限的情况下,凭借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强大实力与优越地位,中原王朝确立了一个以其为中心、周边民族与小国为边缘的朝贡体系,朝贡关系也由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处理对外关系的传统模式。而在古代朝贡体系之下,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国礼”馈赠不可避免带有严重的等级色彩。这一时期的“国礼”馈赠往往具备以下特点:

  

  以贡与赐的名义进行

  

  朝贡中的“朝”,最初指的是诸侯觐见天子,“贡”则指的是诸侯向天子贡献的物品,如《左传•宣公三年》所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后来则广泛代表中原王朝与周边的臣属关系,因而,在朝贡体系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礼”馈赠是以贡与赐的名义进行的。例如,在北宋与高丽的交往中,高丽给宋的礼物称为“贡”,宋给高丽的礼物则称“赐”。这一过程往往是高丽派“进奉使”行属国之礼仪,以“献方物”的形式前往宋朝进行谢恩、吊慰、朝贡、求皇帝尊号等政治、礼仪活动;宋则在高丽使节回国时向高丽回赠礼物,或派使节到高丽对高丽国王进行册封等活动,去时携带礼物赐给高丽国王。从这种“贡”“回赐”与“赐”“回赠”的称谓中,就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不平等以及中原王朝“高高在上”的政治地位。

  

  厚往薄来的基本原则

  

  朝贡体系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更主要的是一种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中国往往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周边国家政治上臣服并向中国奉献数量微薄的物品作为贡物,而中国则回赠为数众多的物品作为礼物以示肯定,以此来彰显“万邦来朝”的盛世太平。事实上,为了展示大国的风采,中国馈赠的“国礼”远高于对方价值,其付出与回报间存在巨大差距,非但不能获得经济收益,反而对于国计民生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是十分不划算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国礼”馈赠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关系而非经济考量,其目的是通过朝贡达到“统而不治”的终极目标。

  

  “国礼”以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为主

  

  在朝贡体系下,为了炫耀中国的地位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中国选择馈赠他国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土特产品,如举世闻名的中华四大“国礼”—— 丝绸、茶叶、瓷器和阿胶,在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朝皇帝对“国礼”的选择,通常以锦、绫、缦、绵等纺织品为主。据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公元658年,唐朝女皇武则天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一对活体白熊(大熊猫)和70张皮,这是熊猫首次出现在“国礼”清单之上。明代郑和下西洋所赐的两件宝瓷——永乐青花缠枝莲纹花浇瓶、御窑釉里红云龙纹梅瓶,被誉为中国外交史上“国礼”的巅峰之作。而清廷对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同样照顾周到,多次赏赉礼品,在赏赐给英王的礼单中可见“红雕漆桃式盒九……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芦器十四……漆雕炕桌二……”,具体包括绸缎、玉器、瓷器、漆器、茶叶和食品等。这些“国礼”大多来自于内务府储藏的精品,有的甚至是专供皇帝、皇后使用的珍品。然而这些礼品主要是为了满足上层统治集团的需求,对于国计民生是毫无用处的。


  近代“条约体系”下的“国礼”馈赠

  

  对于西方国家最初想要通过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国门的行为,清政府选择了坚守“朝贡体系”的外交模式,试图用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来维护传统的华夷秩序,直到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才逐渐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开启了晚清屈辱黑暗的外交历史。鸦片战争战败之后,晚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标志着“朝贡体系”的破裂与崩溃,另一方面也迫使中国纳入近代西方主导下的“条约体系”之中,中国外交模式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虽然辛亥革命终结了延续数千年的帝制,开创了新的共和制度,对于中国外交无疑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但并未完全扭转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清末相比,民初政府虽有所改善,但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外交困境,只能被迫继承晚清的外交格局。而“民四条约”的被迫签订,更是标志着中国外交滑至谷底。在条约体系之下,由于综合国力的衰弱,中国成为了国际等级体系中遭到不平等待遇的一分子,无法以平等主权国家的名义参与国际互动,更别提以以往高人一等的态度来对待国家间关系,只能选择逆来顺受,苟且偷安。因而,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其“国礼” 馈赠往往作为拉拢主要大国、寻求政治支援和庇护的工具,以期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中寻得一席之地。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外交近代化发展进程的日益加快,“国礼”馈赠开始遵照国际惯例并逐步适应了时代发展潮流。

  

  政治求援的工具

  

  在19世纪后期,世界列强都觊觎中国领土主权与广阔的市场,李鸿章不得不向中立的英国求援,希望英国能够出面调停,为此促成了访英之事。而在李鸿章访问英国的前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别于1887年和1897年,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与六十周年纪念的名义,派晚清主管外交的名臣张荫桓前去英国献上“国礼”,其中包括大清乾隆年制款霁蓝描金粉彩八仙祝寿葫芦瓶、大清嘉庆年制款粉彩描金双螭耳群仙祝寿瓶、大清乾隆年制款斗彩对蝶花卉八宝大盘等名贵器物。然而这次赠礼并非像以往乾隆皇帝如君主赏赐属臣一样光鲜,而是为了寻求英国的庇护不得已的献礼。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对英国的高傲与之后对于英国的依赖形成了对比,反映出中英两国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地位的转换。

  

  而在中华民国时期,面对日本悍然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国急需美国的援助。为此,宋美龄于1942年11月借治病为名出访美国,进行外交斡旋。初次见面,宋美龄送给前来拜访的罗斯福总统夫人一枚镶嵌着蓝宝石的金戒指, 给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进而在其帮助下拜会了罗斯福总统。而宋美龄赠送给罗斯福总统的礼品则是从中国清代第一套“大龙邮票”到民国各时期的珍贵邮集册。这本邮集册原被存放在上海邮政总局保险柜里,当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宋美龄派军统特务潜入上海全部盗走,将其中一册拿出来作为送给罗斯福的礼物。宋美龄的这份“国礼”让喜爱邮票的罗斯福非常感动, 其特地批准了国会的邀请,同意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向参、众议院发表英语演说,最终该演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援。

  

  开始遵照国际惯例

  

  近代中国,随着与外国的接触与交往日渐频繁,且在帝国的环伺这一残酷的环境下,中国人逐渐学会和融入了近现代世界外交规则,开始按国际惯例定制“国礼”。

  

  晚清时期,随着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各国政要们如美国总统格兰特、德国海因里希亲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开始访问中国,为此,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与时俱进”,依据国际惯例,仿照西方国家荣誉勋章样式,制作大清御赐双龙宝星赠给来访的政要,以示荣典。而李鸿章与张荫桓携带“国礼”出访西方世界展开政治外交,既不失尊严,又带去了对西方国家的尊重,也反映出清廷在外交上的进步与成熟。又如在1908年,清政府准备了盛大的宴会接待来访的美国海军,并特意定制了掐丝珐琅缠枝花卉玉壶春瓶和景泰蓝瓶、杯子,作为“国礼”送予美国舰队。

  

  中华民国时期,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把《南京影集》作为文化“国礼”,馈赠给来访的国内外嘉宾,这本影集包括80幅南京风光照,附有中英文注解,其中南京的自然胜景和人文景观赢得了国外人士的赞赏与喜爱。1947年,为祝贺英国王储伊丽莎白公主与亲王菲利普•蒙巴顿结婚,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特意定制了全套175件景德镇高级粉彩瓷器——“双龙戏珠”餐具赠送给她。

  

  现代外交体制下的“国礼”馈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平等的原则与各国交往。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重要外宾纷纷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也主动或应邀出国访问。赠送“国礼”成为表达对对方领导人和人民的友好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当代中国 “国礼”的选择日益创新与多元化,成为了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日易频繁,日常国事访问互赠“国礼”屡见不鲜。然而,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礼”的选择往往具有独特的意义,作为和平友谊的象征见证了历史时刻。1949年,毛泽东前往苏联为斯大林祝寿,国礼中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如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等,也有上等绿茶、祁门红茶、龙井等土特产品,甚至老百姓家中的白菜、大葱也列入其中;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方赠送给尼克松总统一只白玉提红釉大和苏州双面绣,见证了中美“破冰之旅”;1992年, 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出访日本,高规格地送给日本前首相每人两样“国礼”,包括国宝级别的国画和刻有日本前首相中文名字的鸡血石材质印章,以此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

  

  在当前国家间交往中,“国礼”的选择不仅要具有本国特色,也要符合国际惯例。为此,我国礼宾人员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与刺绣工艺来制作瓷盘刻像、人物绣像等工艺品,不仅具有中国传统工艺特色,又符合国际礼仪惯例。泰国、约旦与尼泊尔的王室,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收到过这种形式的“国礼”,并表示了极高的赞赏。例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沈绣制作的人物绣像先后五次作为“国礼”馈赠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奥巴马、比利时国王菲利普等外国元首;2015年10月习近平访英,赠送给英国王室一幅1.18米长的苏绣《英国女王》,引发全场惊叹。由此可以看出,现代中国“国礼”的选择倾向于立足本国传统精湛的工艺美术并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

  

  总的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国礼”的选择以传统的工艺美术品为主,国画、瓷器、漆雕、丝绸、刺绣等艺术品占有较大比重, 同时也有部分以动植物、土特产或工业品形式。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倡导国家间平等的现代外交模式下,我国“国礼”结构日益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其政治色彩越来越淡,更强调礼品的经济、文化意义,科技含量也在提升。而且两国的关系不再通过礼品的数量和价值体现,更强调创意和内涵, “国礼”的馈赠已经成为展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结论

  

  综上所述,从“国礼”馈赠的变迁史可以看出中国对外交往模式的变迁。国礼虽然只是一份小小的物品,但它所承载的是一段历史,是各国友好关系发展史的实物见证。从古代朝贡体系时的“厚往薄来”不计成本,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苟且求援的“国礼”馈赠,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遵循平等原则的“国礼”馈赠,直接体现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以及与他国的互动模式的调整。当前,作为国家间友谊的象征,“国礼”在国际交往中逐渐摒弃了传统馈赠所具有的功利性和不平等性,而是更强调其所具有的思想文化意义。未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当前平等的国际准则与外交模式之下,中国越来越需要依托“国礼”来传播中华思想、展现国家形象、彰显国家实力,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

  

  甘甜甜: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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