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抗战初期在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
时间:2012-07-20 14:05:44   来源:   发布:公共外交网

在美期间,胡适利用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大学同学之便,多次拜会罗斯福,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这张就是胡适大使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中国人民万人签名的文件


  核心提示:胡适在1937—1938年间受委任前往美国,在自身和客观条件都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有限的时间里以认真慎重、坚持原则和气节的拼命精神通过演讲等方式进行公共外交活动。这些以阐述中国一定能打赢反侵略战争的理由、申说中国抗战的性质与国际意义、呼吁美国人放弃消极的绥靖主义和反对和议为中心内容的演讲唤起了美国乃至世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同情与支持,打开了美国对中国抗战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大门。

  1937年9月8日深夜,胡适从南京出发,再度赴美。不过这一次不是学术活动,而是肩负着国民政府的使命,向美国朝野进行中国抗战宣传,争取其理解、同情与支持。
  
  临危授命:对美公共外交的最佳人选
  
  蒋介石为什么要派胡适赴美进行战时宣传,加大对美国的公共外交呢?
  
  当时对中国进行支持援助的是苏联和德国,但此时德日已相互靠拢。蒋介石意识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独占中国的打算虽然会影响和损害德国在华利益,但在德国争霸欧洲和世界的总体战略中,日本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德国需要一个在其领土扩张中同样能叱咤风云的强大合作伙伴,这个伙伴在东亚只能是日本。对苏联,在国民政府决策层尤其是蒋介石,因共产党、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等内外问题而产生的嫌恶、怀疑与戒心并未减少。还有一层担心,虽然此时新疆成了国际援助中国的关键通道,但自30年代初苏联就开始染指新疆权益。正因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认定“倭患急而俄患缓,但俄患大而倭患小”。从此出发,蒋介石一直把抗战初期的联苏制日看成是权宜之计。而苏联本身基本上也只是希望中国能拖住日本,避免其受到德国攻击时东西两线作战,而一旦日本承诺南进,与之签订友好条约时,它立即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想争取欧美国际援助,不管驻英、法大使多么优秀,做了多少工作,只要向英、法提出,英、法都会提出要中国首先争取美国这么做,要“平行一致行动”。从长远看,必须着重发展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才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援助。
  
  基于这样的现实与考虑,必须加强对美的外交工作。派谁?蒋介石首先想到了胡适。
  
  鉴于胡适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将胡适委以重任派往美国,可以使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暂时放下对自己的批评,并因抗战集合到自己的周围。胡适在美国有那么多老师、同学、朋友,在美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胡适又特别善于演讲,在他理性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讲中,自有一种逻辑的感染力深深地令人折服。因此完全可以凭他的演讲与活动在美国各界掀起对中国抗战理解、同情和支持的热潮。
  
  而派胡适更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从创办《独立评论》时起便很关注中日问题。他主张公开的外交,以期获得国人的理解,从而唤醒民众。他根据当时局势对中日全面战争精确地排出时间,“对世界固应赶紧结合,对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种可以使我们喘气十年的ModusVivendi(权宜之计)。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整军经武。”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胡适认为中日之战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与欧美产生的“利益上的冲突”,将之引导成对日本的“国际大劫”。他后来将之凝聚成“苦撑待变”四个字,随之被国民政府接了过去,变成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远赴重洋:以演讲宣传中国抗战,广交朋友
  
  蒋介石当时选派了三个人,另两位是张忠绂和钱端升。张以家庭困难为由,一开始就没去;钱去了后觉得靠演讲收效太慢,很快就消极回国了。只有胡适本着“做了过河卒子”的拚命精神,肩负着国家的使命无怨无悔地做了下去。
  
  胡适注重向政要宣传中国抗战。飞机经停菲律宾时,他拜访了总统蔻桑;到华盛顿后,根本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和驻美大使王正廷拜见总统罗斯福。这是胡适首次拜见罗斯福。罗斯福很关心中国战局,一开始就问胡适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这个冬天,因为当时日本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中国。胡适回答得很肯定,在介绍了中国军队顽强抗战精神之后,表示一定能坚持。罗斯福很受胡适感染,很诚恳地嘱咐胡适和王正廷,不要悲观,相信中国抗战会获得很多国家的支持,会取得一个满意的结局。
  
  胡适还注重广泛接触工商经济界人士。各地华人华侨也都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愿意给他们提供各种帮助。以经营钨锑外贸起家的大资本家、抗战爆发时恰得胡适帮助的华人李国钦,此时也伸出了相助之手。9月18日,李国钦邀了40位工商业、银行的领袖,如托马斯·拉蒙特(ThomasLamont)等人,和胡适相见并一起吃午饭,吃过饭后,又请胡适用30分钟的时间介绍中国的情况。
  
  胡适尤其注重与底层民众接触,宣传中国抗战性质。比如1938年2月4、5、6日三天,他在斯波肯共演讲了7场,演讲对象基本上都是美国普通民众。3日晚上9点多到达,4日上午在东华盛顿教育学院讲演《中国形势》;中午在刘易斯及克拉克中学,面对2200多名学生及教职员做了中国抗战的演讲;晚7点50分又到西维克大厅面对1000多名市民做了《陷入战争的冲突》的演讲,演讲持续一个多小时,无一人离去。5日中午与斯波肯商学界领袖聚餐时回答他们关于中国抗战的提问,晚上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又应侨胞的邀请前去演讲;6日晚上到卫理公会中心教堂面对1200多名信众发表演讲。
  
  胡适宣传的主要方式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演讲。这里我们简单地替他列一张时间表:
  
  1937年9月28日,胡适从檀香山飞到旧金山,到达时已是上午10点,还没住下,就先到中华会馆参加茶会,发表简短谈话;吃过午饭,仍然没有休息,又赶往大中华戏院,对当地华侨以及各界人士演讲。晚上人们得知胡适到来,争相邀请他赴宴,结果一口气赶了两处宴会做了两场演讲。当天很晚才回到住处,强撑着在日记中叹息:“甚疲倦了”。尽管如此,由于是事先约定,29日中午又前往联邦俱乐部演讲。30日胡适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演讲。10月1日到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听众作广播演讲。到达华盛顿后,18日,在李国钦邀请工商业、银行的领袖聚餐会上演讲。11月13日,胡适应美国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邀请进行演讲。
  
  1938年1月3日,胡适在弗拉基米尔·G。希蒙克维奇教授和夫人办的格林饭店演讲。4日,胡适和一群银行家聚餐后演讲,并回答大家提出的有关中日战争的问题。8日,胡适冒雪赶到克利夫兰,10日中午,在克利夫兰饭店,对“对外关系学会”的会员做了《中国为自由而斗争》的演讲,并回答提问。共有五百多人参加。11日中午12点在奥伯林礼拜堂演讲;下午4点半来到奥伯林大学,做了长篇演讲《中国的战争及其问题》。14日,胡适前往华盛顿,在“循序渐进教育联合会”年会演讲《教育:面向和平还是战争》。24日晚10点半,胡适从纽约出发,开始了他为期53天,横跨美国东西部,纵横美加两国,行程11000多英里,面向美、加两国广大民众的大演讲。
  
  艰难的条件,坚持原则与气节的演讲
  
  胡适的这些演讲是在自身和客观条件都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从自身条件来说,胡适从1937年8月即断断续续生病,最主要的是眼睛时感酸疼模糊,尤其是牙疼一直在困扰着他。22日肠子发炎住院;9月16日在香港开始发烧;11月13日,胡适应美国纽约外交政策协会邀请演讲,但那天早起,胡适就觉得不舒服,吃的早饭全吐出了。中午外交政策协会宴请,胡适一点胃口也没有,什么也没吃。但仍然坚持演讲,并答复了许多问题。演讲完,胡适出了一身大汗,里衣全湿了。美、加演讲过程中,胡适又拉了一次肚子,此次胡适不仅没住院,而且强忍了两天,一边靠吃药,一边靠饥饿来治疗自己,预定的演讲与座谈一场也没耽搁,朋友们也都没有看出来。
  
  客观上,由于正处于寒冷季节,沿途风雪交加,所去城市大都也是冰天雪地,火车常常为此晚点,这就增加了奔波之苦。还有一点就是胡适患过脚病,尤其怕冬天,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四处演讲,对胡适的身体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此,夫人江冬秀在国内得知这一消息后,就非常担心胡适的脚是否受得了。从行程上,基本上是夜行晨到。对沿途小城,留停时间短又约定必须演讲的,胡适常常是一到,将行李放到旅馆,来不及休息,就在主人的陪同下,立即前去演讲。胡适几乎平均一天一场半演讲,其密度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奔波劳累之余,加上各种拜会访谈,常常每天都要到很晚甚至半夜才能告一段落,这种工作强度,也决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胡适对演讲非常慎重认真。比如在旧金山,9月30日一天胡适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度过的。由于不停地演讲,晚上又参加斯坦福大学校长威尔伯(Wibur)夫妇为他们举行的招待会。回到住地,已是半夜,不知是没吃饱还是吃的东西不合胃口,胡适此时突然感到很饿,连忙上街找到一家小饭馆匆匆吃了点,这时已是第二天10月1日凌晨1点多了。刚想睡下,突然想到第二天约定的到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演讲。电台规定,演讲时间不能超过一刻钟,又由于媒体的限制,电台的演讲必须简洁精炼,既要单刀直入又要有条有理合情合理,这样才能显得既斩钉截铁又能打动听众。现有的讲稿显然不行,必须进行加工。胡适揉了揉疲惫的眼睛,坐到桌前,开始一边思考一边动手改写演讲稿,一直到5点半才觉满意然后睡去。
  
  胡适对演讲非常坚持原则与气节。还是这次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演讲。虽然5点半才睡,但仅睡两个半小时就醒了。胡适起来将讲稿让人送到电台。随后电台的帕迪·洛厄对胡适说,广播电台看了他的演讲稿,觉得言词太尖锐,想请胡适修改一下,能不能说得含蓄委婉一些。胡适稍加思考,认为没什么不妥啊,于是手一挥,斩钉截铁地对洛厄说,你回去告诉电台,宁可取消广播,我这稿也不愿、不能修改。洛厄一听,只好回去和电台商量。电台看胡适发了那么大火,只好按胡适的原稿去录播,而且在胡适去时“他们倒更客气了”。这次广播演讲虽然只有13分钟,却取得了极大成功,产生了极大影响,王正廷大使在华盛顿听了后,立即打电报来对演讲的成功表示祝贺。
  
  演讲的主要内容与成效
  
  胡适都演讲了哪些内容呢?
  
  其一,坚信中国一定能打赢这场反侵略战争。一到旧金山,胡适就做了题为《中国能赢么?》(CanChinaWin?)的演讲,他用两个月来中国抗战所取得的战绩来说明只要坚持下去,中国的抗战一定能取得胜利。
  
  其二,申说中国抗战的性质与国际意义。胡适在演讲中反复申说,今日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有两个: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主义合法渴望的冲突、日本军国主义与新世界秩序道德限制之间的冲突。中国需要和平,但自“九一八”以来的6年中日本发动了7次战争;中国需要统一,可是日本却偏要把中国分裂,并成立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中国需要外来的经济与工业援助,但是日本却在1934年4月7日公开宣布反对外国对中国提供此等援助。对第二个问题,胡适分析道,自20世纪初,各民主国家起而发动和平运动,国际间为寻求产生一个新的理想主义世界秩序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理想主义理论,不幸的是德、意、日军国主义集团认为世界新秩序有害于他们的侵略野心与毁灭他们所能利用的机会,进而毁坏创建新秩序的努力,这种对新秩序的毁坏也使世界包括美国等大国受到屈辱与威胁。因此,中国的抗战,也是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秩序而挺身作战。
  
  其三,呼吁美国人放弃消极的绥靖主义。胡适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演讲的是《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WhatChinaExpertsofAmericainthePresentCrisis)。胡适告诫美国,在这个拥有无线电与越洋机船的现代世界中不会有所谓孤立的国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最终参战为例,分析了美国在这场看似仅为中日战争中面对日本一步步无赖挑衅所必然出现的“前途”。最后胡适提出了对美国的“期望”:“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中立、孤立政策在此时的美国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连美国政府及美国总统都不敢轻易拂逆,胡适敢从这个问题入手来发表演讲,确实够大胆;胡适用严密的逻辑,同样情境下的历史事实以及高超的演讲技巧,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美国式消极中立,随着战争的发展,将面临无可挽救的破产与失败的命运。
  
  其四,反对和议。胡适坚持认为此时主和,必须要中国大牺牲,对这场战争,中国除了战斗,别无出路。针对所谓和平主义提出的“不抵抗”也能达到和平的主张,胡适在《武力与世界秩序》等演讲中指出:要想不抵抗也能达到和平成立,必须假定一个更高更有力的秩序的存在,否则是空谈。
  
  胡适的演讲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呢?由于胡适的威望与影响,演讲准备的充分,演讲技艺的高超,许多场面对普通民众的演讲,人们不仅乐意掏钱买票来听(收入往往捐给中国),常常连会场过道也站满了人,人们一站一两个小时不动,有的实在站不住了就席地而坐。听完了有的人会为中国的抗战感动得流下眼泪,并根据自己的能力为中国捐款。有的政要听了胡适的演讲,感慨地说,原来中国是在打“我们的战争啊”。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逐渐修正了中立法,改变了中立的态度,转而支持中国。固然是形势的逼迫与唤醒,但也不能否认胡适通过宣传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打下的一定的民众与舆论基础。
  
  正是由于胡适这段公共外交活动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当年7月国民政府动议让这位从未有正式外交经验的学者代替老牌外交家王正廷出任抗战期间最为重要的驻美大使。这段时期,他告诫国人“和比战难”,他提出的“苦撑待变”成为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他通过公共外交唤起了美国乃至世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同情与支持,打开了美国对中国抗战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大门。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李传玺(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宣传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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